1978年6月，一通急促的电话将孙健从贵州安顺的矿山设备现场叫回北京，他刚检查完鼓风机，防护眼镜还挂在脖子上厦门配资平台，电话只留一句“暂停职务，立即返京”，同事面面相觑。
夜行列车摇晃着穿过大山，他挤在硬座上，用手电记下白天发现的参数误差，窗外隧道尽头的点点灯火映在工装上，没人敢打扰他。
四年前，他还是人民大会堂里那位面向全国作工业和交通年度报告的年轻副总理，三年“跑遍全国”的任务，他提前半年完成，实地踏勘六百多家厂矿，被人民日报称作“最扎车间的部长”。
1951年起步于天津机厂翻砂间，高温铁水吞吐间，他从学徒熬成工段长，十指长年裹着胶布。领班私下评价：“这小子，能抗能扛。” 1958年在天津分管工业，别人端茶改文件，他穿着旧劳动布挨厂摸底。车间老师傅悄悄说：“孙头儿还是老味儿，不摆官谱。” 1975年进国务院后，与年长十二岁的谷牧并肩。两人经常在中南海石径上边走边聊数字。谷牧问：“家人接来了吗？”孙健笑答：“学徒规矩，暂时不敢破。”对话被勤政殿外执勤战士当趣事传了很久。
高位带来的却是失眠与偏头痛。深夜三点，他常点亮台灯核算钢材消耗率。医生建议休息，他只抬头应一句“再等等”。
电话之后，他被派往天津机械厂“参加劳动”。身上的头衔瞬间蒸发，只剩一张调往地方的介绍信。他没争辩，背起工具包骑车进厂门。
早晨排队买豆腐脑，工友打趣：“副总理也吃两角钱早点？”他只抬手示意继续找粮票。失眠意外痊愈，夜里倒头十分钟即入睡。
1982年，天津决定引进德制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新厂房缺人统筹。厂长把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他。他在工地支板房，喝凉水画施工草图，一年半拔起二万平米厂房，设备如期进场。
1987年表彰大会，礼堂里《运动员进行曲》奏起，孙健抱着奖品羊毛毯走上台，掌声持续许久，有人高声喊：“孙头儿，实至名归。”他只点头，抱紧毯子退回座位。
1990年代初，他在天津开发区注册安装公司，从最普通业务员做起，乡亲来津订货住不惯旅馆，索性打地铺在他家客厅，他自嘲“混下一个好人缘”。
1997年11月，肺癌突然恶化，61岁生命止于天津肿瘤医院。遗体告别那天，灵堂冷清，中央没有代表到场，花圈稀稀落落。
噩耗传到北京，已退居政协的谷牧沉默许久，对秘书低声吩咐：“以我个人之名发唁电。”第二天，带着白菊的花篮抵达灵堂。
孙健遗孀庞秀婷接过挽联，红眼圈里挤出一句：“多谢谷牧同志。”在场者低头无语，没人愿意回忆那段反复定性的灰色档案页。
为何无人吊唁？当年一项“调查处理”让孙健远离核心，虽然后来口头平反，却再无正式文件恢复名誉。新人事，新节奏，他的名字被年代浪潮淹没。
谷牧对友人说，孙健身上那股翻砂工的傻劲是国家稀缺资源，唁电里只写八个字：踏实办事，清白做人。
职务升降留在档案，车间里的钢花与自行车的链条印记却很少被记录。孙健的轨迹并不耀眼，却说明一个简单事实：在工业化巨流中，坚持本色比什么都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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